編鐘是中國古代重要的打擊樂器，是將若干大小不同的鐘有次序地懸掛在木架上編成一組或幾組，逐個敲擊，得到不同的音高。根據時代的不同，編鐘的個數與形狀也不盡相同，但一般都成套出現。早在殷商時期，中國就有了編鐘，不過那時的編鐘多以三枚或五枚為一套。隨著時代發展，編鐘的個數不斷增加。西周時期以禮樂制度規定名位、等級，編鐘作為王公貴族權勢的標志之一，在祭祀、朝聘、宴享等場合得到廣泛應用。這一時期，編鐘個數一般為八枚組成一套。春秋戰國至秦漢是編鐘發展的鼎盛時期，此時編鐘個數增至九枚或十三枚為一套。除了數量上的區別，編鐘上鑄刻的精美紋飾也都反映了不同時代的特點。例如在湖北隨州出土的曾侯乙編鐘，就是一件舉世矚目的珍寶，其由19個鈕鐘、45個甬鐘加一件大傅鐘組成，是迄今發現的數量最多、保存最好、音律最全的一套編鐘。
目前在山東博物館展出的“器以載道——山東晚期銅器的古意與新義”，反映了山東地區晚期銅器寓古于新、守正創新的發展情況，希望向觀眾解讀晚期銅器背后所承載的儒家理想、祖先崇拜和文人雅趣，其中包括一件西周晚期的編鐘——虢叔旅鐘。這件虢叔旅鐘，通高26厘米，體高16.6厘米，甬高9.4厘米；管狀甬，闊旋，方寬干，合瓦形體，侈銑，鉦飾三排乳狀長枚；甬飾波曲紋，旋飾竊曲紋，舞飾象鼻夔紋，篆間飾竊曲紋，正鼓部飾象鼻夔紋，正面鼓右飾鸞紋，是研究西周青銅器紋飾和古代造型藝術的難得資料。
虢叔旅鐘清末出土于陜西，整器銘文豐富完整，合計86字（不含重文5字），大意是作器者虢叔旅頌揚其父惠叔效忠于周王，并表示要以亡父的威儀為榜樣，繼承其父美德，效忠于周天子。周天子多次賞賜他，他為報答和宣揚天子給予的眾多好處，鑄造了這組紀念他父親的編鐘，祈求父親的威靈賜給自己福氣。叔旅的后代子孫將永遠珍藏這些鐘，用來祭祀祖先。這是一件反映西周禮制、體現家國情懷的重器，彰顯了宗族的傳承性。
虢叔旅鐘出土后，見于著錄的有7件，現存5鐘，分別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、上海博物館、山東博物館以及日本的東京書道博物館、京都泉屋博物館五地，其余兩鐘下落不詳。從形制、紋飾、銘文來看，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最大，為第一鐘，上海博物館所藏為第二鐘，日本東京書道博物館所藏為第四鐘，日本京都泉屋博物館所藏為第六鐘，山東博物館所藏為第七鐘。山東博物館所藏第七鐘，在形制和紋飾上與上海博物館和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館所藏完全相同，其右鼓均有一鳥紋。依據考古發現的西周晚期編鐘組合，如晉侯蘇鐘、楚公逆鐘等八件之常制推測，還應有第八鐘，但至今未見于著錄。
▲西周虢叔旅鐘 （山東博物館藏）
山東博物館所藏的這件虢叔旅鐘來歷曲折，先后幾經易手。初為蘇州收藏家、金石名家曹載奎所得，繼而歸山東省布政使南海李宗岱所有。李宗岱，字山農，出身于官宦世家，早年中進士，授翰林，同治八年（1869年）任山東布政使，又任山東督糧道兼山東鹽運使，后辭官經營金礦，成為聞名全國的“黃金大王”。他本人擅書畫、工山水、好收藏，著名的大保方鼎、靜簋、頌簋、射女方鑒等都曾為其收藏。李宗岱過世后，部分器物轉歸黃縣丁樹貞。丁樹貞，字干圃，家資巨富，好金石鑒賞與收藏，又以三代青銅器數量最豐，計達200余種。民國初年，丁樹貞去世，后家道中落，所收藏的金石器物陸續散出?？谷諔馉幤陂g，在膠東古物管理委員會的大力保護下，包括這件虢叔旅鐘在內的丁家部分藏品被妥善保存下來。新中國成立后，虢叔旅鐘及其他藏品收歸山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，1954年入藏山東博物館。
同時展出的還有一件西周虢叔大林鐘立體拓（虢叔旅鐘舊稱虢叔大林鐘），原器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，為道光二十六年（1846年）阮元贈予女婿吳公謹并題跋。同年，吳公謹又囑托張廷濟作跋，丁彥臣曾藏。鈐印有“太傳”“阮元私印”“張廷濟印”“筱辳眼福”。
（作者系山東博物館副研究館員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