▲黃 卓 繪
此前在上海圖書館東館舉辦的“大漢雄風——上海圖書館藏漢碑善本展”，展出約90件珍貴的漢碑善本精品，其中包括有“兩浙第一碑”之稱的《三老碑》（達受跋本）。
《三老碑》全稱《三老諱字忌日記》，刻立于東漢建武二十八年（52年）。清咸豐二年（1852年），《三老碑》在浙江余姚東北十里的客星山出土，碑額斷缺，后人根據碑刻內容予以命名，其通高90.5厘米，寬45厘米，右側以格欄樣式自上而下分為4框，各4列至6列不等，每列6字至9字，鐫刻人物譜系；左側為大格欄，計3列，每列約30字，鐫刻銘文和立碑緣由。
《三老碑》主要記錄東漢建武年間一位名叫“通”的地方官“三老”（掌管教化的一種榮譽尊銜，無行政權和俸祿）和妻子、兒子、兒媳、孫子等祖孫三代的名字，以及其逝世的日期，旨在讓后代子孫尊祖敬宗，謹記祖輩品德功績，同時免于言事觸忌，不忘春秋祭祀、傳承祖德，由其第七個孫子“邯”所立。
《三老碑》是現存最早的東漢石刻之一，今保存在浙江杭州西泠印社的漢三老石室中，其從出土、辨識、遞傳到最終歸宿，可謂命運多舛、際遇起伏。
清咸豐二年（1852年）5月，浙江余姚客星山下嚴陵塢村的一位村民挖到一塊平整的石料，運回家中擬留作壘砌甃墓（墓壁）之用，清洗后發現竟是塊有字的石碑。當地諸生宋仁獲悉后，告知有“金石癖”的近村富紳周世熊前往辨識。周世熊根據文字內容和字體筆法，判斷其非同一般，與村民商議后運至自家庭院，“卜日設祭，移置山館，建竹亭覆之”（俞樾《春在堂隨筆》卷二），并墨拓了百余份，分送各地學者和金石同好研究。
咸豐十一年（1861年）10月，太平軍兵至余姚，將周世熊置放在竹亭的石碑、漢晉磚石悉數推倒，壘作灶臺。太平軍退后，“石受熏灼，左側黔黑，而文字無恙”，周世熊認為，“凡物隱顯成毀，固有定數。此碑幸免劫灰，先賢遺跡，賴以不墜”，是天意所為，因而格外看重，精心收藏。
1919年，從事古董收藏交易的丹徒（今鎮江）人陳渭泉訪得《三老碑》，以三千大洋從周氏后人手中購買，輾轉運至上海，待價而沽。1921年，日本商人欲以重金收購，浙籍古董商人毛經疇將消息轉告時任上海知事的紹興人沈寶昌，沈寶昌又告知海寧人、兩任上海海關監督官姚煜。他們“不忍古物之淪亡”，流失異域，將這一消息通報給西泠印社的丁輔之。丁輔之趕赴上海，與社長吳昌碩緊急商議，一致認為與其“一人守之，不若與眾人共守之”，于是廣聯同鄉，布告同仁“此吾鄉邦文獻所系，詎可棄諸禹域之外”，吁請協力“醵金（集資）贖之”“大雅宏達，共成斯舉”。
浙人聞風響應，名流慷慨解囊，吳昌碩、倪墨耕、何詩孫、陸廉夫、王一亭、商笙伯、高邕之、丁輔之、王福庵、吳石潛、葉為銘等西泠印社同仁各捐獻書畫印譜10件、古畫30件，舉行義賣。不到一個月，65人共集資11270元，浙江督軍盧永祥、湖州首富張鈞衡各捐2000元。其中，8000元向陳渭泉贖碑，3270元后用于筑室庋藏。1922年7月，《三老碑》運至杭州后，“擇西湖孤山之陽，西泠印社隙地”，建造三老石室，連同社藏北魏、元至明墓志石刻，及摹刻宋拓先秦石鼓10枚，一并永久保存。吳昌碩特撰《漢三老石室記》，志述其事，著詩以贊：“三老神碑去復還，長教靈氣壯湖山。漫言片石無輕重，點點猶留漢土斑?！?/p>
《三老碑》入藏西泠印社，為印學研究保存了實物依據，成為名副其實的“鎮社之寶”。其見證了印社先賢大師為保護祖國文物，凝聚社會力量護寶、藏寶、展寶的文化義舉，彰顯了浙籍有識之士的愛國情懷和崇高品德，也成為西泠精神的生動寫照。
《三老碑》不同于廟堂巨制、官家刻石，書體介于篆隸之間，由篆入隸，波磔起伏，隱然若現，頗具篆隸嬗變之際的古隸風貌，只是字形體勢尚無成熟隸體扁方規正的固態，可謂漢隸成熟的雛形。其結體寬舒不拘，章法錯落有致，書風醇古樸茂，刻劃雄渾遒勁，盡顯率意自由、野逸拙趣、活潑靈動，在東漢數百通碑刻中，不失為特色鮮明、個性突出的上乘之作。
東漢時期，中原大地刻碑成風，石刻碑銘在黃河流域層出不窮，但在當時非文化核心區的東南浙地，出土東漢初期的石刻精品《三老碑》實屬罕見，對于研究我國古代官制、石刻家譜、書法沿革等具有重要價值。其一經發現，世人矚目，海內金石家視若鴻寶，名家學者紛紛題跋作記。清代李葆恂在《三邕翠墨簃題跋》中評價“此刻書勢屈蟠生動，于諸漢隸中最有筆法可尋”；康有為在《廣藝舟雙楫》中指出其“筆法已有漢隸體”；道光年間曾主持杭州南屏山凈慈寺的達受，譽之為“兩浙第一碑”。
《三老碑》初拓字畫肥厚，因石面不平，石花斑駁可見；晚拓則因石面磨平，字畫變得纖弱。上海圖書館收藏的“達受跋本”，堪稱最佳初拓本之一。其上端有咸豐六年（1856年）二月達受為守六禪師的題名并跋，另有咸豐六年至十一年間（1856年至1861年）汪士膿題跋，咸豐十一年（1861年）沈曾植觀款，同治五年（1866年）吳延康題識、褚德彝題簽并記等。
▲《漢三老碑拓本》 （西泠印社藏）